●我是班上最后一个少年先锋队员
我的理想和实际的情况总是有距离，终于我和班上的最后一批入队的同学一起带上了红领巾
“一年级的小豆包儿，一打一蹦高儿。二年级的小不点儿，一打一瞪眼儿。三年级的吃饱了饭，四年级的饿死了算。五年级的发了火，六年级的全滚蛋。”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儿歌。
我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我是个成绩好的落后生，并且越来越厉害。下课我要跟谁玩跳皮筋，男生谁也不敢跟我们捣乱，因为我不哭不骂人也从不告老师，只是抄起什么打什么，男生自然怕我。
有一次班里的张大鼻涕(外号)抢了我的算盘，当我快追到他的时候，他把我的算盘摔到地上算盘珠满地。我一下子火儿了，抄起一把教室的椅子朝他砸下。他“啊”了一声捂着头蹲下了，我背上书包就冲出了校门。我知道自己闯了祸，一口气躲到了总院的花房里。这是我发现的好玩的地方，是玻璃的房子，里面永远暖暖的，弥漫着马掌泡的花肥水味的臭味，但是有我最爱吃的无花果。我一边吃，一边把作业完成了，直到天黑才回家。
加入少先先锋队，是我小学时最大的理想。特别是听到老师说，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，而红旗又是由烈士鲜血染成的，我总想得要用多少烈士的鲜血啊……
第二天我妈带着我到医院去看张大鼻涕，他头上裏满了纱布，旁边站着他的父母。我妈妈把水果放下，对我说：“向同学道歉，快说对不起呀。”我冲着我妈大声说：“不说，就不说！谁让他先抢我的算盘呢？还没让他赔我的算盘呢！他要先说对不起，我再说！”说完头也不回地跑了。后来我才知道张大鼻涕头上缝了五针。从那之后。男生谁都不敢招我了，我也是最后一批加入少年先锋队的。
那时候我变成落后生了，逐渐地就爱自己和自己玩了，并且是只要和人群在一起时，就常常走丢。记得小学我们组织去动物园春游。我在草地上碰到了一只大蝴蝶，至今我还记得它的颜色：黑中有天蓝色，飞得又低又慢，我喜欢极了，悄悄地跟着它，企图抓住它，终于看着它越飞越远。等再找同学和老师怎么也找不到了。最后听到广播里在喊我的名字……
这是我们总院的发小儿：(左起) 段丽娟、陈化初、尹建、叶兵、陈红伟、郝鹏
还有一次是我刚刚加入了少年先锋队，第一次带着比我小两岁的大弟弟呼吁出远门，从总院大院步行到景山后门的北京市景山少年宮，要去看我们国家刚刚试制成功的第一个大机器人。因为我刚戴上红领巾非常神气，走起来总像有人检阅，感觉大街上人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……我们从陆军总院的西门出来，沿着十条（现在的平安大道）一直往西走，很快就到了景山后门的少年宫。当时在我们的眼中大机器人足有十几米高，他会眨眼睛，也会往前挪走几步，手里拿着一束花，摇动着用一种很奇怪的声音说：“小朋友们好！”我和弟弟都很兴奋围着它转了好几圈。离开少年宫，我走的飞快特别想回家和其它小朋友显摆，我弟弟似乎有些跟不上我，一直在我身后，在一个岔路口我们分开了，走散了。
大弟弟呼吁，小时候不爱说话，很内向，但是动手能力很强。长大后当了海军。1980年考上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，专业是工业造型
我走回了家，可是把弟弟丢了，最后，正在着急的父母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，说马上就可以把弟弟送到家了……后来才知道弟弟最喜欢看大马，那时的北京城里还能看到大马车。弟弟跟着马车，盯着马蹄子，咔噔、咔噔地走迷了路。他哭着告诉警察叔叔：“我家住在陆军总院……”
我从小到大就有一个丢三落四的坏习惯改不掉。我妈妈年年到了冬天给我织毛线手套和帽子，每年丢一双算是少的。记得我妈妈有一条特别漂亮的方头巾，有一次，我戴着它去看电影。电影散场了我的头巾也丢在座位上了。我跑回去找，再也沒有找到。我伤心极了，我妈安慰我说：“只要你别把自己丢了就好。”我妈叮嘱的这一句话我没忘，并且做到了，至今没把自己弄丢。
我丢的那条头巾，就是照片上妈妈带着的那条头巾，很长时间，就是在我最开心的时候，一想起这条头巾都会伤心好半天……
